口述历史：薛耕莘的法租界巡捕房岁月

串场一：
在旧上海，这和这附近一带叫法租界，就是法国人的租界。当年，这里可是不一般的地方，在这个不一般的地方，也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他叫薛耕莘。薛耕莘今年103岁，他就住在我身后的那个弄堂里边。当年，他可是法国巡捕房的第三把手特级督察长。今天我们上门去采访他，我们不期望他还有当年的风采，当年的精力，我们也不期待就是他还有一个充足的精力能够完整地讲出他过去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通过我们的镜头，叙述他的往事。
  

曹：你是1903年生的？
薛:我今年103岁了
曹：你最早的时候，你小时候在比利时读书？
薛:因为我娘派我去比利时去读书的,那个校长一天到晚说中国人脏，如何如何，开饭的时候总是讲这样我就站起来说了，我说我很抱歉，我亲爱的母亲特地派我到比利时来读书，而只听见你说中国人脏，中国人怎么样。那这和你学校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我在场的时候，你说这样的话，我表示十二分的不同意，你这种对我没什么好处。那时候我只有七岁，那个副总统说，等到开会开完了，他说这个小弟弟说的还是正确，他说，明天开始，你校长不要做了，把校长撤了。我小归小，还是很爱国的。

1917年，薛耕莘母亲病危，薛耕莘从比利时回到上海。

曹：啊，你回来以后，就回到上海来了？
薛:回来上海就没有事情，我舅舅就说别去了，你到虹口外国学校去读书。我不去，我说我要另外换学校，就改到（徐汇公学）我不进英国式的皇族学校。因为我妈妈叮嘱我不要入英国籍，我答应妈妈，她死的时候突然问我，你听妈妈话吗？我说听妈妈话，她用手搀着我，你今天回答我的话，我很高兴。到1950年，香港还叫我去做政治部部长，我也不做，也是妈妈的一句话。

这一年，母亲病逝，13岁的薛耕莘一个人呆在上海。1930年，薛耕莘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任政治处社会股翻译。从此在法租界开始了一个中国警员的生涯。
1938年，法租界政治处增设马龙特务班，薛耕莘任正探长。第二年攫升为一等督察长，年底又升为唯一享受法籍待遇的特级督察长。

曹：特级的督察长
薛:特级这个，
曹：特级督察长的职务是
薛:就是我是外国人待遇
曹：那是法国巡捕房里的第三
薛:第三把椅子
薛：两个租界里，唯一一个中国人受外国人待遇的，就是我。我是法租界第三把手。最高的是F薛ber,第二个是shiobenzs，第三个就是我。他们开大会，所有法国重要的人都到，各分局长都到，说今天起，你们都要听薛耕莘的命令。就像听他们的命令一样。法国总领事这样说的。那么从此我就有这样的权力。那么为什么，因为是F薛ber为我要求的，要求法国政府，因为我办事有一个优点，他不肯出卖祖国。在外面乱七八糟要钱，没有的，谈也不用谈的。

薛耕莘老人说，最初，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员一律由以法国人为主的外国人组成，后来才准许雇佣中国人当巡捕。到1933年的时候，巡捕房警务人员已有近2000人，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华人高级警官。当年黄金荣的结拜兄弟程子卿就曾任督察长一职。这张薛老先生保留的照片，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
 
薛：这个吗是程子卿，这个专门管政治就是他。这个姓朱的，我做了特技督察长以后呢，他们就来看我，他们都没有制服，我就跟
外国人讲，一人给了他们一套制服，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曹：这三个都是华人
薛：这个就是我
曹：你那时候几岁？
薛:那时候31岁啊
 曹：这个上面的勋章是什么？
薛：这是巡捕房里的，纪念章
曹：你们配枪吗？
薛：都有枪的
曹：程子卿年纪比你大
薛：大，他和我爸一起的，他和黄金荣一起的，但是这个人有个好处，听好的，后来也挺守本分。
曹：你这张照片怎么还保留着？
薛：我的包打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我藏起来，过了之后，我回来了他们拿来了
曹：你原来手下的包打听
薛：我原来两个包打听，做我保镖的
曹：你那时指挥多少包打听？
薛：后来法租界我都能管的

Part 2

串场二：
当年的法租界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可说是鱼龙混杂，各路人马都汇聚在这，薛耕莘他作为发租界巡捕房里的这么一个人物，他要和各方势力打交道，他实际上要和国民党应付，也要和共产党联系，他要和日本人有所交往，他也要和青红帮周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怎么样能够自己保持自己的一个全身不受损害呢？他的诀窍就是小心。他主要就是按照法国的上司的指示，得向他们报告，而和其他各方面周旋的时候呢，就是不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纠缠在一起，在他的回忆当中，这些交往都是十分精彩的。

30年代初期的上海法租界，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各派系，共产党及其进步人士，在法国当局的中立政策下，把法租界作为政治舞台而激烈较量。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中国政情变以及军事经济社会动态中的情况，并专门关注在法租界里居住活动的政治人物以及社会名流，是法国人在法租界统治的神经中枢。

曹：那和国民党打交道多吗？
薛:国民党戴笠和我直接有关系，中统也跟我直接有关系
曹：他们来找你，找你一般做什么事？
薛:就是特务的事，我很小心，我不照他们的圈套做的，我说我请示法国政府。法国政府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事实上，我心中有数。
曹：他们会到法租界里活动吗？
薛:谁？
曹：国民党的特务
薛:他们也活动的，我都知道。
曹：你管他们吗
薛:超过范围的我要干涉的
曹：有什么事情，超过范围的？
薛:没有
曹：他们不敢
薛:他们很乖，不敢说话的。我手下的包打听，探长都是军统的。我手下的人都被他们包围，后来他们不许我捉人了，他们报告我是私通外国，但是我自己也当心的
薛:我不是张牙舞爪的，外面（很低调的），有了权力----像杜月笙那样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我不要的。
曹：那时候你看，又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又有这些青帮红帮，又有法国人又有日本人，
薛:对，我跟他的关系不告诉这个人，同这个人的关系我不告诉给你，就算他们都是共产党里的人，我也不互相通气，这要当心好，政治都是假的。

串场三：

30年代，是薛耕莘在法捕房供职的全盛时期，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的风险，甚至给他招来牢狱之灾。当年在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法国人中，不乏同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有识之士。另外，由于法租界当局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治安紧急条例》，因而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革命民主人士的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许多。作为华人警官的薛耕莘，借助业务上的便利以及个人情谊，做了一些其他华人警官不能做，不敢做或者不愿做的事情。

曹：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还是和国民党的密？
薛:应该说国民党来的多，共产党也有的。
曹：共产党在法租界里面多吗？
薛:不多的，共产党那时候几个跟我联系的人比较好，不是像国民党这样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的活动也经常在法租界内进行。而1927年成立的反间谍机构中央特科，也一直依托法租界的特殊环境进行隐蔽战线的工作。薛耕莘任职期间，接触了一些中共地下组织的人员。

薛：我就是对地下工作的人，头一个是潘汉年。潘汉年手下有两个人跟我直接有关系。一个叫李克农，后来做公安部部长，这个人很好。还有一个叫高真常。高低的高，真假的真，常州的常。高真常很苦恼，他跟我说，就给我50块钱，在外面三个月，给我吃还正好，再让我送那么多药品给新四军我怎么办，办不到的，那样就要出毛病 。他对我哭了，我帮他忙，因为我娘舅是太古轮船公司的大老板。叫查理 森哥斯特，这时我嫡亲的娘舅。过后，我教我的大阿爹，把他的药品送到我大阿爹那里，我大阿爹送到我娘舅家里。晚上他有汽车，开到太古轮船公司的船上。每艘船上都有他的办公室，他放在里面，晚上船就开到苏北去，东西就带过去，从来没有露过馅。

1934年，薛耕莘接任政治处查缉班的职务，负责搜捕侦讯工作。这一年秋冬之交，法捕房奉上司指令，派查缉班班长席能与薛耕莘前往巨籁达路的一所李姓民宅搜查。结果在这个房子里，找到了一张存折。

薛:到一个姓李的人家里，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后来我看见有一个皮包，我把皮包的底翻开来，一看存折在里面。那么我往口袋里一藏。跟那个姓李的说，这个东西我给你保险（存）好了，你要相信我，他说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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