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上）

1940年的1月22日，香港的《大公报》,报道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原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签订了卖国密约，这条新闻震惊中外。更出人意料的是，把这条消息披露出来的，竟然是汪精卫的心腹，高宗武和陶希圣。高陶二人随汪而脱汪的这段往事，在史学界呢，被称作是“高陶事件”，也被称作是“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

陶恒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当年在上海，高陶二人秘密出走，陶家的几个孩子险些就落为人质，陶恒生就是当中的一个，那个时候他刚刚九岁。尽管六十多年过去了，陶恒生对当时的经历还是记忆犹新。而这样的记忆呢，也促使他在几十年的岁月里边，不断地查询各方面的资料，试图将“高陶事件”这一历史公案，完整地呈现出来。

解说：1931年，陶恒生出生在上海，也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陶希圣接到了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聘书。

我8个月大，我父亲接到北大的聘书，回母校去教书，那么我们全家就到了北平。我记得我的童年在，住在北平是很舒服的，那个时候（父亲）当教授，真的待遇很好。可以住四合院的房子。学校是在沙滩。

解说： 那时，陶希圣在北大讲授中国社会史，开创了“社会史学派”。1937年，38岁的陶希圣成为北大法学院政治系的主任，在陶恒生看来，他的父亲在北大教书的那段时间里，达到了一生学术成就的最高峰。

那么他就写文章，专门写文章，写的文章的主旨,就是中国社会史，就是题目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写了好几本书。那么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那一阵，他还是主角之一了，甚至于学界还有称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叫陶先生时代。他在学术界已经有这样的地位了，

记者：所以那个时候从1931年到1937年，您父亲基本上脱离政界。

陶：1931年到1937年，他根本就是演讲，教书，写文章，他发表的政见是不少，不少了，可是他并没有真正地涉入政治。

解说：但是没有从政的陶希圣，却早在1927年，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近。那时的汪精卫，以国民党领袖的身份在武汉主持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针锋相对。

他跟汪关系是比较近的。汪精卫在民国16年，他们都是闹宁汉分裂嘛，那我父亲正好那个时候是在武汉的军校，陆军军官学校里面，当政治教官，他也在武汉大学教书嘛，那个时期他跟汪比较接近，所以他可以算是改组派吧。他后来看到也不对了，这样子下去不对，后来他就想办法脱离了。

解说：陶恒生说，尽管如此，父亲陶希圣却一直铭记汪精卫当年的“知遇之恩”，因此，陶希圣一直追随汪精卫，是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

那我父亲就是放弃不了汪精卫，它那个私人的因素很大。他觉得汪需要他的时候，他不能够离开他。

解说：1937年，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陶恒生记得，“七七事变”之后不久，父亲陶希圣就应邀到庐山，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从此离开了北京。

他（蒋介石）请的都是北方的学者，校长啊，跟学者。这里头请了我父亲，是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写了很多文章，跟，一个是跟共产党打笔战，一个就是九一八之后，我父亲写了很多谴责日本的文章。那么他写的文章是很犀利的，所以大概老蒋看到，也比较欣赏他了。所以甚至有一次开完了庐山会议到了南京，他们这个蒋介石宴请这几个学者，就是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这四个校长之外，一个教授就是我父亲，别的教授没请。那么在这个会上，宴会上，胡适就跟蒋说，跟日本人能够和就和，他甚至于推荐高宗武，跟日本人去谈，他说这个人有胆识，肯负责，可以跟他谈谈。后来蒋果然跟高宗武谈了。

解说：那时的陶希圣与高宗武两人并没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他们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却抱有相同的态度。他们都主张对日和谈，用外交的手段结束战争。陶恒生说，在抗战的初期，这种论调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

开战没多久，已经有这种论调。胡适甚至于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了，跟现代，跟那个日本比较现代化的国家，如果硬拼的话，是会伤亡很重的。能够和就和了，他就这样讲。蒋委员长那个时候也并没有料到七七事变会长期打下去。他甚至跟我父亲说，你将来回到北方之后，多多地替国民党做一些宣传，那时候我父亲并没有什么党派，哪晓得这个北平也就回不去了。

解说：“牯岭茶话会”后，陶希圣辗转到了南京，他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此弃学从政，进入了政坛。

解说：陶恒生记得，那时的南京已经被日军的炮火包围。社会上“抗战到底”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但有些人对抗战的前途却忧心忡忡。他的父亲陶希圣正是如此。

1937年8月3日，“八一三事变”发生的十天之前，汪精卫发表了广播讲话，提出“大家要负责任”，“不要高调”。这番讲话与“全民抗战”的社会舆论格格不入，却得到了少数学者文人的赞同。这些人常常聚在周佛海、高宗武的住处评议时事，被人们称作“低调俱乐部”，陶希圣也是其中的一员。

低调俱乐部的，针对的就是所谓的高调了，高调是什么呢？就是“抗战到底”了，“焦土政策”了等等的。那么有的学者就说，这个不要光叫口号，还是坐下来想想看怎么解决当前的问题了。所以他们这一批人的言论，就被界定为低调。有很多蒋的身边的人，也常常出入所谓低调俱乐部。甚至于连陈布雷先生都在里头。

解说：不久之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陶希圣随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在那里，他和汪精卫的关系更加密切。

后来蒋跟汪就决定组织一个艺文研究会，这是个宣传机构，事实上是蒋创立的，汪组织的，周佛海是总干事，我父亲好像也是宣传总干事，宣传干事吧。它这个言论除了宣扬国策，宣扬抗战到底之外，实际上也是做一些可战可和的言论。

解说：陶恒生说，这个以“低调俱乐部”成员为主的“艺文研究会”，起初是为国民政府服务。因为直到1938年初，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在国际外交方面寻求帮助，与日本进行和谈。

蒋委员长还请求这个德国大使哈德曼，来做调停。日本也在请求德国的外交部，来做调停。为什么日本也要调停呢？日本人本来说三个月亡华嘛，哪晓得一打打下去，不是那么容易打的，他们的伤亡也很重。

解说：但是这次调停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解说：1938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召回驻日大使，正式与日本断交。蒋介石坚决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然而，已经成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却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意与日本继续和谈。而“艺文研究会”也逐渐成为汪精卫对日和谈的联络管道。

1938年十月，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就此西迁重庆。陶恒生随家人一起再次踏上了逃亡的旅途。

就迁都到陪都，到重庆嘛，那我们也到重庆去了。我们重庆住了不久，忽然有一天我们就跑到，到了昆明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昆明是怎么回事，就是汪这一派人，到昆明就要走河内。

解说：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携妻子陈璧君，从昆明突然出走，抵达越南河内，随他而去的，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在河内，汪精卫电告重庆政府，此行的目的是解决“和平及防共问题”，但是十几天后，汪精卫就用一封“艳电”，宣告与重庆政府的正式决裂。

我们到昆明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走了，他已经跟着汪精卫到了河内。后来他到了河内没有多久，大概到12月30号，就是汪精卫起草了艳电，交给陈公博，周佛海跟我父亲三个人，把这个艳电的稿子带到香港去，交给林柏生，林柏生是《华南日报》的社长，交给他去发表。

解说：汪精卫的这封“艳电”，其实是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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