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下）

给我们讲述这段故事的陶恒生先生，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查询各方面的资料，他试图将那一段的历史公案，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而这段公案呢，就是“高陶事件”，又被称作是“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它指的是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追随汪精卫出走，最后却冒险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那一段往事。当事人之一的陶希圣，就是陶恒生的父亲。

陶恒生回忆说， 1939年，他的父亲陶希圣从香港奔赴上海，参加了汪精卫集团对日本的谈判。然而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陶希圣认识到，日本是要进一步地控制中国，他也看清了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本质。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对日密约”已经签约在即了。陶恒生记得，他的父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父亲说，这个条约，我不签，就是死；签了字，比死还要难看——因为签下字，就会成为出卖国家的历史罪人。然而呢，身处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滩，陶希圣何去何从呢？这让他陷入了绝望。

解说：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正式就密约签字，陶希圣称病缺席。几天之后，陈璧君提出让陶希圣“补签”，陶希圣再次委婉的拒绝。陶恒生记得，此时，父亲的态度已经引人怀疑，76号的特务加强了对家人的监视。而父亲却已忧虑成疾，在家中卧床不起。

他真的卧床起不来了，胡子也没刮，脸色惨白的，那么我母亲上上下下的，有时候给他送点东西去啊，喝的，吃的什么，他都不下楼嘛，那我们也就是在家里也不敢出大声吧。他真的是病了，那个时候。

解说：陶恒生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一位意外的探病者，就是同样拒绝在密约上签字的高宗武。

他们两个人不是一个，一条路的，他（高宗武）是外交部的，外交的路线，我父亲是个学者路线，所以他们平常交谈也不多，当然不用说推心置腹了，不过那一天，高发现陶没去，他就到家里来了，在病床旁边啊，两个人就有一些交谈了。

那我父亲跟高说，他们都在监视我们，我们该怎么办？那么高就迟疑了片刻，就说，走了吧，他们那天决定走了。陶说，1月3号，5号，7号，都有船，我们搭哪条船走？高说，1月3号，是美国总统号，比较安全，我们不如我们就搭美国总统号好。高之要走，已经是成竹在胸了，他的回忆录里说，虽然陶的票我都买好了，我只是去问他要不要走，因为他后面有万墨林已经跟他，老早就有接触了。

解说：万墨林，杜月笙的左右手，被称作是“杜门第一红人”。抗战期间，杜月笙身在香港，这位曾经的上海滩黑帮魁首，此时却以民族大义为重，从事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就是他的重要据点。而万墨林就是奉杜月笙之命，留守在上海的“大总管”。

高宗武在谈判期间，与杜月笙取得了联系，杜月笙便指示万墨林，为高陶二人的出走做出了秘密而妥善的安排。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悄悄地离开了上海。

照我父亲的回忆录里面说，他那天早上就坐了家里的车子到了和平饭店，他就跟司机说，你回家，我要车时会打电话。他进去之后就由旁门出去了，叫了辆车就上码头了，就上了船。

解说：高陶二人隐姓埋名，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1] [2] [3] [4] [5] [6] 下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