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先生之生死观与民族精神

文山先生之生死观与民族精神

　　作者：郑晓江

文天祥（ 1236-1283），字宋瑞，号文山，南宋状元、宰相，文学家。他在被元军俘虏关押期间，曾经呤咏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丽诗篇。今天距文天祥"杀身成仁"已有七百余年，近八个世纪以来，文天祥的所作所为，他的诗文、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面对外侮内患，英勇不屈，逆境奋起，从而使中华民族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外来侵略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始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此，分析文天祥先生的生死观，概括出文山精神，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去理解爱国主义，从而真正把握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一、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

　　一般都认为，爱国主义主要是指人们奋起抵抗外敌入侵，对自己的祖国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对民族、对家乡的山水、父老乡亲充满着某种深深的眷恋。许多人认为，这种爱国主义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实际上，这一沿习的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爱国主义是世界各民族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法兰西民族有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有爱国主义，大和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爱国主义所表现出的爱国热情的强烈程度甚至使世人为之惊叹不已。
　　 所以，从历史与现实来看，爱国主义实际上已经不必然地吸附于某个特定民族，它日益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国家主义的概念。如美利坚民族是世界许多民族的聚合体，但人们却洋溢着对美国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等等。这样，笼统地把爱国主义归结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不对的，这种看法实际上妨碍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精神作准确的了解和掌握。实际上，各民族、各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有不同的特质及表现，它们才真正是该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有其不同于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和美利坚民族的独特本质和表现形态，它们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因素，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探讨和掌握的东西。那么，我们怎样去寻找这种独特性呢？应该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爱国志士的言行中去发掘和探寻，从这一视角来看，研究文天祥之生死观及精神就有了特殊的重大意义。因为文天祥的一生恰恰体现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独特性，从而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因素。
　　 文天祥之生死观和人生精神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加以概括和总结，主要有以下三个有机联系着的部分。

　　二、 "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

　　文天祥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模塑出的一个典型人物。他自小读的是圣贤书，早就孕育出 "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并因此走上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道路，通过科举而中状元，而位极宰相。他既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后来，他以一介书生举义旗，试图挽救南宋王朝崩溃的命运，他一生均实践的正是《大学》中的古训，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再到"平天下"。尽管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终归失败，但文天祥却以其人格的高尚、道德的纯洁，和对理想的执著而获得众口皆碑，其事迹世代流传，成为一代民族英雄的代表。
　　 儒家"天下为已任"的观念源远流长，是其理论的核心之一。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干七十二君而无所遇"的坚忍不拔，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之名言；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诗句，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特别是东林志士所提到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等，无不贯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意识，无不发散发着强烈的"天下为已任"的人生精神。文天祥的一生正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他最终兵败被俘，在长期囚禁之后英勇就义，以其人生实践成为"天下为已任"精神的最高体现。
　　 "天下为已任"人生精神的实质在于个人必须跃出个人所获所失、所生所死的限囿，站在民族兴衰和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问题，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其次，"天下为已任"的人生精神还要求人们具备一种对家庭、家族和全体民众深切的终极关怀，对生灵涂炭、百姓祸殃有一种切肤之痛，并由此生发出巨大的人生动力，为民众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安乐而奋斗，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这些恰恰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仁爱"的根本要求。
　　 细观文天祥的一生，无不感受到强烈的"天下为已任"的人生精神，正是它促使文天祥抛开一切私利，摒弃所有个人的考虑，为他人、为民族、为国家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直至最可宝贵的生命。

　　三、 "大丈夫"精神

"大丈夫"绝非指俗世欺压妇女的大男子主义，更非指鲁莽的匹夫之勇，而是指一种伟岸的人格，一种英勇不屈、无所畏惧的气节。现今人们一般都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指称文天祥，但恰恰忘记了孟子这段话的下一句"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文天祥之能在朝庭痛斥权势熏天的奸佞而毫不畏惧；之能面对虎狼般的元军变卖家产、聚众万余，毅然奔赴抗元战场；之能不畏艰险和生命安危，入元军大营，面对死亡的胁迫，高声喊出："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就是因为他具有"大丈夫"的精神。即便元军将领，亦对大义凛然的文天祥"相顾失色，称为丈夫。"（《指南录·纪事》序）文天祥的确不愧是一个真丈夫，一个伟丈夫，一个大丈夫。因此，了解文天祥，把握文山精神，就必须首先弄清何为"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精神？
　　 "大丈夫"一词最早出自《道德经》，老子云：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三十八章）

　　此处的 "大丈夫"指具有大智慧者，他不妄加区分万事万物，也不主观地去评判万事万物，保持主体与客体的完全融会贯通，故而不需要社会的礼仪道德、个人的小智小慧。可见，这种意义的"大丈夫"并不是文天祥所刻意仿效和获取的人格与气节。文天祥真正服膺的"大丈夫"精神是孟子书中阐述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文子·精诚篇》亦云：

　　夫所谓大丈夫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无不载霜，日月无不照明。

　　这种意义的 "大丈夫"，指人们因内有充实之德性，外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故而能够在得志时，充分焕发个人的心智体能，为天下民众谋得幸福；在不得志时，也能坚持原则不动摇，做到富贵不能乱己之心，贫贱不能变己之志，威武不能屈己之节。这不正是文天祥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文天祥自小忧国忧民，入仕之后，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就任地方官，都对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安危有一种深切的关怀；而在抗元失败被俘之后，对高官厚禄的引诱毫不动心，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泰然处之，更对死亡的威胁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一个大丈夫的人格和气节的伟大。
　　 现在的问题是，文天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成为"大丈夫"的？"大丈夫"作为一种崇高的人格和精神究竟是什么？这不仅是理解文天祥精神的关键，更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及其精神特质的关键。
　　 1281年，文天祥被囚禁在兵马司的土牢中，受到所谓"七气"的侵扰，即"水气、土气、日气、火气、人气、秽气"，他自称以一种"正气"而战胜了各种恶气的侵袭："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乱七，吾何患焉。"（《正气歌》序）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襟，也为了歌颂这种正气，文天祥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撼人心魄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可见，这种支撑着文天祥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 "正气"就是孟子所云的"浩然之气"，而孟子也是把浩然之气视为"大丈夫"根本属性的。所以，要具备大丈夫精神，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就必须培育出"浩然之气"。
　　 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本人就说"难言也"，认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慎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这说明，"浩然之气"虽"难言也"，但其基本性质是"至大至刚"；培养它的关键在"配义与道"，并且要持之以恒地进行道德修养，不可拔苗助长，也不能做一件有愧之事，等等。这种说法与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指出的"天地有正气"是一致的。
　　 由此可知，"浩然之气"首先是一种道德的精神，但又不专属个人的一般的精神意识，它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的物质，物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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